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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鍾言亦議:一二三六八九續篇」返回


鍾庭耀

註:本文只代表作者個人意見,與所屬機構立場無關。


「鍾言亦議」上回提到:「如果一二三代表純真的起步,六八九代表權術的高峰。那末,我寧願取一捨九,永遠單純。」今回,就讓我多說兩個一二三和六八九的故事。

 

一六年一月一六日星期六,筆者在台灣觀選。三六會合,居然出現了六八九!是天意弄人,還是內有玄機?可能只有天曉得。六八九人對比六八九萬,可能就是權術與民意的啟示!

 

選舉期間,筆者有幸與當地學者專家談論港台之間的關係。他們說:台灣民眾已經不再關心「一國兩制」,香港經驗沒有作用。鄧小平的構思,過時了。

 

選舉前夜,寒風細雨,筆者在台北街頭遇上幾個嬸嬸,都是前去造勢的。嬸嬸問:「聽說你們香港的情況差了很多,真的嗎?」一時間,筆者想盡記憶系統裏的民調數字,和大學環境的變遷,嘗試回答這個簡單的問題……

 

結果,只及說,只能說:「真的差了!」街頭偶遇,無法詳細解釋。

 

匆匆回港,準備開課。居然,在新學期第一個星期二,學生宣佈星期三開始罷課,與我的第一課碰個正著!

 

思考過後,答案簡單。學生有上課的權利,亦有罷課的自由。只要有一位同學堅持上課,老師沒有不教的理由。不過,罷課學生犧牲小我,去爭取學術自由和院校自治,是為了公義而非私利,作為老師怎可坐享其成?

 

況且,這個矛盾不是由學生製造,而是因為制度失衡所致。在位者虛權實用,製造矛盾鞏固自己。遠王道,行霸道,已經不可取。把紅黃藍白黑道道收編,群眾鬥群眾,專業鋤專業,網民批網民,都是階級鬥爭的老形態,好勇鬥狠的新結果。古代哲人推崇的仁道,和當今天下嚮往的人道,去了哪裏?面對這個困局,老師如何自處?

 

終於,在第一和第二個星期三,筆者如常授課,安排錄影,並在第三個星期三上課前另闢時間,播放錄影加上即場討論,兼且開放給所有學生參加。可能由於沒有宣傳,參加者最後只有一人,但補課安排總算解決,在沒有虧待任何學生之餘,又增加了所有學生的學習機會。

 

筆者一向認為,學習不等於上課。所以,筆者在每個課程的第一天,總是預先說明如果學生認為講座沒有價值,便毋須出席,導修另計。因此,對筆者而言,只要用心學習,明辨是非,上課與否根本不是一個問題。

 

跨越兩個社會的兩個故事,從一二三到六八九,盡顯權術與純真的兩種矛盾。